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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督教中国化的必要性

2016-07-22

王以诺 

1、西方基督教也经过处境化的过程

    基督教起源于中东巴勒斯坦,与犹太教关系密切。公元一世纪开始向外传播,特别是在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后,成为罗马的国教,使基督教在罗马帝国盛行,以致最后传遍整个欧洲。在基督教神学的发展过程中,受到希腊文化、罗马文化相当程度的影响。在神学方面,可以从圣经中明显看出,如约翰福音、路加福音、保罗书信等,就很清楚地受到希腊文化的影响,或者可以说,为了向受希腊文化熏陶的人民传福音而进行处境化。罗马文化对基督教的影响也不容忽视,特别是在宗教组织方面。基督教的教会组织从一世纪起逐渐发展,至三、四世纪成型,使原属东方犹太教传统的基督教,蜕变演化成了今日西方模式的宗教组织。在教义方面,基督教传至西方后,经过一千多年时间,使很多抽象的神学观念落实成为一套西方人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,成为可供实践的具体宗教,顺利地完成它的处境化的任务。两千年来,西方基督教的发展从教会组织到重大节期都受到当地文化的影响。逐渐地希伯来式的基督教与希腊、罗马以及以后欧洲的历史文化完整地整合在一起。

2、由西方传教士所传来的基督教包含有西方文化的色彩,所以我们必须要剥去“西方文化的外衣”,进行“中国化”

    在西方国家经过处境化后的基督教由传教士传到中国,他们将整套的信仰观念传过来,而没有区分何为基督教原形,何为西方文化成分,事实上也不容易区分,因此,西方传教士所传来的基督教是披上“西方文化外衣”的基督教,基督教在中国被很多人称为“洋教”。佛教虽然也是从外国“进口”的,却没有存在这一问题,一方面是由于它在中国传播的时间很久,另一方面,佛教在中国也确实经过了剥去“文化外衣”的过程,也就是经过中国化的过程。因此,中国教会提倡中国化,提倡“自传”,就是为了让我们看清现在存在于中国教会中哪些是西方文化,哪些是基督教原始教义。我们只有剥去“西方文化外衣”,才能得到真正的基督教。然后再与当代的中国思想、文化、时代精神等相结合、相适应,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在中国进行处境化神学的建设。

3、通过基督教中国化解决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冲突

    由于思想文化、风俗习惯的不同,基督教视之为神圣的宗教礼仪,很多中国人却难于接受,如洗礼,基督教认为是最神圣的礼仪之一,但古代的中国人看见妇女进入浸礼池,由男性牧师施行浸礼,难于接受这种“授受不亲”的礼仪。反之,中国的有些风俗习惯在西方基督徒的眼中也变成了偶像崇拜。如跪拜,在中国是一种很普遍的社会礼仪,在古代向皇帝跪拜,是天经地义的事;但是,对西方的外交使节来说,要他们向皇帝跪拜,是对他们极大的侮辱。至于祀天、祭祖、拜孔,更是中国基督徒所面临的棘手的问题,虽然祀天与拜孔的礼仪现在已经不流行了,但祭祖仍然是中国人的一个很重要的民间礼仪。这些礼仪是中国人民经过几千年的发展,而逐渐形成的文化中最重要的部分之一。利玛窦对这些礼仪表示谅解,可是在他以后来华的多明我会与方济各会的宣教士却认为,这些礼仪是偶像崇拜,要求中国信徒必须完全弃绝,因此产生了“礼仪之争”,康熙皇帝一怒之下,发布了禁教的命令。

    所以中国教会的教牧人员既要把握基督教的主要教义,又要把握当代中国文化思想的精髓,来进行处境化神学的建设,以化解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冲突点,使基督教更容易为中国人所接受,使中国基督徒更和谐地与自己的同胞相处,同心同德参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。

4、基督教中国化是国情、时代的需要

    中国教会处在一个特别的国家——社会主义新中国,现在又处在一个特别的时代:改革开放、发展经济的时代。我们国家的制度与西方国家不同,我们的国情也与他们不同,因此我们不能照搬西方基督教的神学思想。我们国家要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,就要求中国教会也要建立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的、与时代相适应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神学思想。国家领导人也不断地强调,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。所以说,中国的国情、时代要求基督教在中国要“中国化”。

5、拉丁美洲、非洲、亚洲各国教会都建立了处境化的神学

拉丁美洲的教会为了使基督教与自己的处境相适应而创立了“解放神学”,非洲人创立了“黑人神学”,南朝鲜教会创立了“民众神学”,菲律宾教会了“乡土神学”等等。中国是世界上的人口最多的国家,又具有五千年悠久的历史文化,现在我们又有独特的制度、独特的国情、独特的文化,因此我们应当有自己的处境化神学。我们有了自己的处境化神学后,既丰富了整个基督教神学的内涵,又有利于引导中国基督徒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。

6、外来的宗教、文化在中国都要经过处境化的过程

    前面已经论到,佛教在中国经过“中国化”的过程,所以能比较好地在中国生根、发展。马克思主义从德国传到俄国后,也经过了“俄国化”的过程,在俄国称之为“列宁主义”,到了中国又经过了“中国化”,成了“毛泽东思想”,在新的时代又再一次与时俱进,成了“邓小平理论”。因此,一种外来文化、宗教要适应中国的处境,要在中国很好地发展一定要经过“中国化”。

 

王以诺 

1、西方基督教也经过处境化的过程

    基督教起源于中东巴勒斯坦,与犹太教关系密切。公元一世纪开始向外传播,特别是在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后,成为罗马的国教,使基督教在罗马帝国盛行,以致最后传遍整个欧洲。在基督教神学的发展过程中,受到希腊文化、罗马文化相当程度的影响。在神学方面,可以从圣经中明显看出,如约翰福音、路加福音、保罗书信等,就很清楚地受到希腊文化的影响,或者可以说,为了向受希腊文化熏陶的人民传福音而进行处境化。罗马文化对基督教的影响也不容忽视,特别是在宗教组织方面。基督教的教会组织从一世纪起逐渐发展,至三、四世纪成型,使原属东方犹太教传统的基督教,蜕变演化成了今日西方模式的宗教组织。在教义方面,基督教传至西方后,经过一千多年时间,使很多抽象的神学观念落实成为一套西方人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,成为可供实践的具体宗教,顺利地完成它的处境化的任务。两千年来,西方基督教的发展从教会组织到重大节期都受到当地文化的影响。逐渐地希伯来式的基督教与希腊、罗马以及以后欧洲的历史文化完整地整合在一起。

2、由西方传教士所传来的基督教包含有西方文化的色彩,所以我们必须要剥去“西方文化的外衣”,进行“中国化”

    在西方国家经过处境化后的基督教由传教士传到中国,他们将整套的信仰观念传过来,而没有区分何为基督教原形,何为西方文化成分,事实上也不容易区分,因此,西方传教士所传来的基督教是披上“西方文化外衣”的基督教,基督教在中国被很多人称为“洋教”。佛教虽然也是从外国“进口”的,却没有存在这一问题,一方面是由于它在中国传播的时间很久,另一方面,佛教在中国也确实经过了剥去“文化外衣”的过程,也就是经过中国化的过程。因此,中国教会提倡中国化,提倡“自传”,就是为了让我们看清现在存在于中国教会中哪些是西方文化,哪些是基督教原始教义。我们只有剥去“西方文化外衣”,才能得到真正的基督教。然后再与当代的中国思想、文化、时代精神等相结合、相适应,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在中国进行处境化神学的建设。

3、通过基督教中国化解决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冲突

    由于思想文化、风俗习惯的不同,基督教视之为神圣的宗教礼仪,很多中国人却难于接受,如洗礼,基督教认为是最神圣的礼仪之一,但古代的中国人看见妇女进入浸礼池,由男性牧师施行浸礼,难于接受这种“授受不亲”的礼仪。反之,中国的有些风俗习惯在西方基督徒的眼中也变成了偶像崇拜。如跪拜,在中国是一种很普遍的社会礼仪,在古代向皇帝跪拜,是天经地义的事;但是,对西方的外交使节来说,要他们向皇帝跪拜,是对他们极大的侮辱。至于祀天、祭祖、拜孔,更是中国基督徒所面临的棘手的问题,虽然祀天与拜孔的礼仪现在已经不流行了,但祭祖仍然是中国人的一个很重要的民间礼仪。这些礼仪是中国人民经过几千年的发展,而逐渐形成的文化中最重要的部分之一。利玛窦对这些礼仪表示谅解,可是在他以后来华的多明我会与方济各会的宣教士却认为,这些礼仪是偶像崇拜,要求中国信徒必须完全弃绝,因此产生了“礼仪之争”,康熙皇帝一怒之下,发布了禁教的命令。

    所以中国教会的教牧人员既要把握基督教的主要教义,又要把握当代中国文化思想的精髓,来进行处境化神学的建设,以化解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冲突点,使基督教更容易为中国人所接受,使中国基督徒更和谐地与自己的同胞相处,同心同德参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。

4、基督教中国化是国情、时代的需要

    中国教会处在一个特别的国家——社会主义新中国,现在又处在一个特别的时代:改革开放、发展经济的时代。我们国家的制度与西方国家不同,我们的国情也与他们不同,因此我们不能照搬西方基督教的神学思想。我们国家要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,就要求中国教会也要建立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的、与时代相适应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神学思想。国家领导人也不断地强调,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。所以说,中国的国情、时代要求基督教在中国要“中国化”。

5、拉丁美洲、非洲、亚洲各国教会都建立了处境化的神学

拉丁美洲的教会为了使基督教与自己的处境相适应而创立了“解放神学”,非洲人创立了“黑人神学”,南朝鲜教会创立了“民众神学”,菲律宾教会了“乡土神学”等等。中国是世界上的人口最多的国家,又具有五千年悠久的历史文化,现在我们又有独特的制度、独特的国情、独特的文化,因此我们应当有自己的处境化神学。我们有了自己的处境化神学后,既丰富了整个基督教神学的内涵,又有利于引导中国基督徒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。

6、外来的宗教、文化在中国都要经过处境化的过程

    前面已经论到,佛教在中国经过“中国化”的过程,所以能比较好地在中国生根、发展。马克思主义从德国传到俄国后,也经过了“俄国化”的过程,在俄国称之为“列宁主义”,到了中国又经过了“中国化”,成了“毛泽东思想”,在新的时代又再一次与时俱进,成了“邓小平理论”。因此,一种外来文化、宗教要适应中国的处境,要在中国很好地发展一定要经过“中国化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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